母亲前一晚用剪刀在裙摆划了一道口子，笑着说：“白色是奔丧的，你穿去正好。”
我用别针把裂口别成一朵扭曲的玫瑰，像把伤口藏起来。
上台前，沈温梨在后台门口等我。
她递给我一杯温水，杯底沉着两片薄荷叶，晃一晃，像两颗挣扎的心脏。
“紧张吗？”
她问。
我摇头，却下意识摸了摸手腕——那里有一圈乌青，是母亲早上用拖鞋抽的。
沈温梨顺着我的目光，突然伸手扣住我的手腕，拇指正好按在那片淤青上，轻轻摩挲。
她的掌心有粉笔灰和阳光的温度，烫得我指尖发麻。
“黎穗，”她声音很低，“待会儿你弹琴的时候，别看台下，看我。”
舞台灯亮起的刹那，我看见了父亲。
他坐在第一排，怀里抱着那个刚满周岁的男孩——我的弟弟。
男孩穿着红色背带裤，像一团火，烧得我眼睛发疼。
父亲低头亲他的额头，神情温柔得陌生。
琴声在第一个小节就错了，我按成了升C，尖锐得像指甲刮过玻璃。
观众席响起轻微的骚动。
我下意识去找沈温梨。
她在舞台右侧的幕布旁，双手插兜，背挺得笔首。
见我望过来，她忽然弯起眼睛，用口型说：“呼吸。”
——呼吸。
我闭眼，再睁开，手指重新落回正确的键。
旋律像一条被拉首的线，穿过嘈杂，穿过父亲的笑声，穿过母亲藏在幕布后怨毒的目光，稳稳地落在沈温梨的脚边。
合唱队开始唱：“长亭外，古道边……”我的琴声低下去，变成背景，像一条暗河托举着人声。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原来音乐不是用来表演的，是用来逃的。
演出结束，父亲抱着弟弟走了，没往台上多看一眼。
我蹲在侧幕的阴影里，把裙摆的别针拆下来，玫瑰裂口重新撕开。
沈温梨蹲在我对面，递给我一张创可贴——卡通图案的，长颈鹿伸着脖子。
“贴这儿。”
她指我手腕的淤青。
我摇头，却突然抓住她的手腕，把创可贴按在她手背——那里有一道新鲜的划痕，是搬钢琴时被铜钉划的。
“扯平了。”
我说。
她愣了一下，笑起来，虎牙在昏暗里闪着光。
“黎穗，”她叫我名字，“以后每错一个音，就给我贴一个创可贴。
好不好？”
我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只是松开手，发现她的脉搏在我指尖下跳得很快，像一首偷偷加速的曲子。
家长会结束后，母亲被老师留下谈话。
沈温梨拉着我从后门溜走，一路跑到废弃铁轨。
夕阳把铁轨烤得发烫，我们并排坐下，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两个逃学的坏孩子。
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小铁盒——是我藏在楼梯间地砖下的“秘密抽屉”。
“你……”我喉咙发紧。
“我怕你丢了。”
她打开盒子，乌鸦尾羽、创可贴、糖纸、半截铅笔，一样不少。
我捏起尾羽，羽毛在风里颤动。
“你知道吗？”
我轻声说，“乌鸦是吃腐肉的。”
沈温梨没接话，只是突然伸手，掌心覆在我后颈——那块淡红色的胎记上。
他的虎口有薄茧，蹭过皮肤时，像砂纸磨过旧伤，却不疼。
“黎穗，”她说，“你愿不愿意……让我做那个把你从腐肉里叼出来的人？”
铁轨尽头，传来火车的汽笛。
我抬头，看见夕阳在她睫毛上碎成金粉，像一场迟到的救赎。
我点头，很慢很慢。
她把尾羽抽走，换进一张新的车票——凌晨五点，同一班绿皮火车，但目的地改成了“任意”。
“这次，”她说，“我们一起逃。”
半夜，我回家拿行李。
母亲坐在客厅，没开灯，只点了一支烟——她从不抽烟，烟是父亲留下的。
“翅膀硬了？”
她问。
我没回答，只是把合唱节的奖状放在茶几上。
奖状边缘被我剪下一道缺口，正好拼成“穗”字少的那一撇。
母亲盯着奖状，突然笑起来，笑声像碎玻璃：“你以为那个女孩能救你？
她小姨就是——我知道。”
我打断她，“她都知道。”
母亲愣住，烟灰掉在手背，烫出一声轻响。
我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听见她在身后说：“你走了，我就去死。”
我握住门把，回头看她：“妈，你早就死了。
死在产床上的不是我弟弟，是你。”
关门声很轻，像一声叹息。
火车站的月台空无一人。
沈温梨靠在柱子旁，背包上挂着一只木雕长颈鹿——我送她的回礼，用乌鸦尾羽粘的胶水固定。
火车进站时，她向我伸出手，掌心向上，像邀请，也像投降。
我把手放上去，十指相扣的瞬间，听见她低声说：“黎穗，以后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不用照镜子练习，也不用掐自己——有我在，你永远不会是一个人在练表情。”
车窗外的雨开始下，像那年产房外的暴雨。
但这一次，雨声里没有咒骂，只有心跳。
两节车厢之间，乌鸦尾羽被风卷起，掠过灯光，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劈开了漫长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