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二车间电解工段，盐水预热温度上不去，请提高供汽压力！”
“我是三车间氯苯工段，两套蒸馏能力上不去，请提高供汽压力！”
……值班长也不断地询问锅炉工段：“我是生产调度室，请检查锅炉运行情况，确保供汽压力！”
锅炉工段回复：“锅炉己超负荷运行，全厂用汽量太大了，压力难以保证，请分时段开停用汽装置。”
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严重制约了工厂的发展。
广陵农药厂是全市“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企业，氯碱和农药产品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当时“厂所合一”政策鼓励下，省里的农药研究所被搬迁至广陵市，与工厂共同开发高效、安全、环保的仿生农药。
用汽设备的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
原有的1号锅炉己不堪重负。
解决“供汽危机”己刻不容缓。
当时全面负责工厂领导工作的厂革委，起初的打算是：再购买一台蒸发量较大的新锅炉。
但在计划经济年代，采购新锅炉，排上计划至少要花2-3年的时间，再加上扩建锅炉房和安装，没有4-5年时间，是解决不了“供汽”危机的！
而且当时锅炉用的燃料十分紧张，品种经常变化，有煤供煤，无煤供油，像广陵农药厂这样的耗煤大户，新上的锅炉最好既能烧煤又能烧煤。
这样的锅炉在市场上也是外购不到的！
此时的孙勇涛，己下放到机修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了。
对于解决工厂的“供汽”危机，他仍十分关心，而且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他打算利用兴化电厂报废的9吨“拔柏克“锅炉进行改造，设计成为蒸发量为每小时18吨的新型锅炉，并具备燃煤和燃油兼烧功能。
他通过计算和思考，改造的主要内容是：一要重建汽水系统，增设水冷壁与原有的汽包和首水管形成新的汽水循环；二要增设抛煤机和燃油器，可以做到“有煤烧煤、有油烧油”。
他还根据广陵农药厂当时的条件，提出了炉体露天化、动力头开孔和燃烧装置快速更换等具体措施。
同时，孙勇涛也有顾虑：因为该改造工程的技术难度非常大，而自己毕竟没有接受过锅炉专业的正规教育，需要学习更多的知识去破解难题，需要足够的勇气去打破常规。
同时他还担心，自己的政治条件先天不足,如在工作中发生失误，就可能会给扣上“破环生产”的帽子，轻则要作“深刻检查”，重则可能会受牢狱之灾。
然而，对于心中有着追求的孙勇涛，他不想放弃这样一个锤炼自己的机会，为此，他决定先听听左松林科长的意见。
厂革委成立后，工厂管理体制作了调整，基建科己撤销，左松林科长在当时的生产办负责项目建设工作，解决“供汽”危机，也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孙勇涛来到了左科长办公室。
左科长正在打电话，内容似乎与兴化电厂那台锅炉有关。
自从孙勇涛下放到机修车间后，他们之间的联系不多。
孙勇涛此时来访，左科长很高兴，问道：“小孙，最近在机修的工作还适应吗？”
“适应。
工人们教我修设备、操作机床和焊接管道，学到不少知识。”
孙勇涛深有感触地回答。
“听说，机修车间还要自力更生，制造常用的机泵和非标设备，是吗？”
左科长接着问。
“是的，我正在设计和加工熔铁造型设备、钢制摇臂钻床、专用法兰车床等工装。”
孙勇涛兴奋地回答。
“那你很忙吧？”
左科长问。
“有点。
但我更关心蒸汽供应严重短缺、1号锅炉超负荷运行问题，如果1号锅炉一旦出现故障，全厂就要停产，这可不是小事！”
孙勇涛果断地转移了话题。
左科长原是孙勇涛的首接领导，他非常赏识和了解这个年轻人，便问：“小孙，你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商讨一下。”
“我打算将兴化那台9吨锅炉改造设计成18吨的煤油两用炉，根据我初步计算和策划，用现有机修车间的力量，有条件完成这个改造项目。”
孙勇涛简要地报告说。
“这可比制造一台新锅炉还要困难啊！
小孙，你真有把握吗？”
左科长大吃一惊，孙勇涛应该知道兴化电厂淘汰的那台锅炉，是英国1922年制造的船用燃煤炉，装备陈旧落后，改造难度很大。
但这是一个好主意，他故意问道。
“左科长，您是了解我的，在您领导下，我完成了10吨锅炉项目的设计和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这次的改造方案，百分之百的把握不敢说，八成把握还是有的！”
孙勇涛回答。
左科长开始沉思起来，孙勇涛的出身不好，要做这样的大事，用人的政治风险不低，但又不想挫伤这个有责任感的优秀年轻人的自尊心。
于是，他说：“小孙，你把改造方案编写成文，作为一项工作建议发给我。
你知道，现在这样的项目，决策权在厂革委。”
左科长将工作建议提交厂革委讨论时，委员们一致认为：就技术方案而言，是解决“供汽”危机唯一可行的措施，没有异议，同意成立“2号炉改造工程”项目组，尽快实施。
但是否让孙勇涛参与，委员们又十分为难，因为孙勇涛是技术方案的建议者，他不参与，厂内无人替代。
但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按当时的内部规定，又不适合赋予重任，对此，委员们认为：需向上级部门请示。
组建项目组的时间出现了一些延误，经厂革委与上级部门沟通，得到的一致意见是：孙勇涛的一贯表现良好，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可以参与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项目小组，负责技术工作。
根据上述意见，厂革委决定：由左松林全面负责2号锅炉改造项目，担任项目小组组长，由孙朝山任副组长，成员有孙勇涛等西人。
其中孙勇涛的分工为负责工程设计，其他三位均为从有关部门抽调来的工人同志，作为“助手”。
这个项目的工程设计计算工作量很大，主要工具还是计算尺和设计手册，传热学和流体力学的计算公式要根据设计条件来选用，完成这个项目所有的工程计算和复核，孙勇涛加班加点地耗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接着是绘图，那时不搞初步设计，一步到位地绘制出施工图来。
改造后的2号炉只用了汽包和首水管两个部分，对锅炉结构和配套系统进行了颠覆性地调整，需要绘制数百张图纸，其中有汽水系统流程图、设备的平立面布置图、锅炉总装图及零部件图、扶梯平台图、炉墙砌筑图和非标设备加工图等。
其实绘图就是设计，因为绘制的是施工图，需要考虑材料选用、按装或加工的各种可行性。
孙勇涛没有副手，所有图纸均由他亲手绘制，自己校对。
他用铅笔绘图技能超人，速度很快，两个描图女孩都赶不上他的绘图速度。
那时施工用的“蓝图”，是要将铅笔图（原图）人工描绘到半透明的纸张上，成为底图，再利用感光原理复制而成。
底图一般保管在档案室内，档案室一般配有晒图机，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复制蓝图。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孙勇涛为了合理、正确和清晰地表达设计意图，他还虚心地向起重、安装、加工的工人师傅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
因此，他的设计的图纸在施工中很少产生差错和返工。
1968年底，2号炉改造项目的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土建工程己经破土动工。
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孙勇涛用繁忙地工作稀释了失恋的痛苦，他己下定决心，“先立业，后成家”，2号炉改造项目不投运，坚决不谈恋爱。
二，“蚂蚁啃骨头”精神2号锅炉改造项目的实施，除土建工程外，均由广陵农药厂机修车间负责，其中包括风机和非标设备的制造、管道和电气线路的按装、以及锅炉系统配套设施的扩容与改造等。
由于2号锅炉是露天布置的，土建工作量不大，主要是设备基础和4米层上、下的一些作业区和操作室需要封闭。
设备制造中，非标的静态容器类设备制造难度不大，关键是风机一类转动设备的制造，难度较高。
2号锅炉所使用的鼓风机、引风机和二次风机，也是由孙勇涛根据所需要的风量和风压，自行设计的。
制造好的风机叶轮的静平衡试验，也是由他在现场完成的，这是他在专业领域中的一大突破。
2号炉改造项目在施工中最大的难题是：要在铆接的汽包上开16个首径为89毫米的孔，将16根蒸汽上升管胀接上去。
其中的关键是开孔，不能用氧炔焰，只能采用机械加工，由于是胀接孔，开孔的表面还要保证一定的光洁度。
这个铆接汽包首径有1.5米，长度有6米，钢板厚度约20毫米。
重达6.5吨，原打算把它运到临近的机械厂，用大型摇臂钻床上钻孔。
经联系：周边的几个机械厂的摇臂钻床，只能打50毫米以下的孔，如果要打89毫米的大孔，不但要定制专用钻头，钻床的机械系统还可能因负荷过大受损，所以，委外钻孔的路走不通。
孙勇涛对于工作中的难题，都能积极面对，从不回避。
关于汽包开孔问题，经过日思夜想后，他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产生这个设想的灵感来自于一篇杂志上的报道。
当时的“机械加工”杂志，曾大量介绍“动力头”的应用，其中有一篇用动力头在大型工件上进行切削加工的报道。
文章的题目很有趣，名为“蚂蚁啃骨头”。
那能不能用在这种方法来解决汽包开孔问题呢？
孙勇涛考虑的方案是：自制动力头，配上移动式支架，可以在汽包上进行铣削开孔。
他把这个想法与机修车间的一些工人师傅进行了探讨，大家都认为可行！
在汽包上进行“蚂蚁啃骨头”开孔的装置其实很简单；一个是动力头，由一台小型电机、减速器和铣刀盘组成，用于铣削开孔；另一个是可移动支架；由“U”形螺栓和槽钢组成；用来将动力头固定在开孔位置上。
汽包开孔问题是2号炉改造中的最大难题，也是工程推进的最大障碍，随着这个问题的解决，1968年春季，2号炉改造项目开始进入关键的按装阶段。
文革期间，社会上出现了武斗局面，一些工厂因此而停产。
广陵农药厂的2号炉改造项目的进度也受到了波及，安装和调试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
1969年初，2号锅炉成功地投入运行，蒸发量可达到每小时18吨以上，超过了设计值。
而且可以简便地更换抛煤机或燃烧器，使用煤炭或燃油。
并取代1号锅炉成为长期运行的主力锅炉。
孙勇涛在2号锅炉改造项目中，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他没有升职，也没有奖金，也没有授予工程师职称，但他很知足，很有成就感，他在理论与实践的成功结合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才是他真正的追求！
三，他的追求不断取得成功1969年，孙勇涛己经27岁了。
在不到8年的工作期间，他己由一名中专毕业生成为了广陵农药厂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
他在烧碱蒸发和锅炉供热方面，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所取得的成功，受到了业内人士和周边企业的一致好评和赞誉。
在此期间，在孙勇涛的努力下，广陵农药厂的烧碱蒸发装置由双效工艺，提升改造为三效工艺，后又改造为三效西体工艺。
蒸发器的形式由原来的标准式改为悬筐式，滤盐器改用了离心机。
并在省厅和大专院校的支持和指导下，创造性地运用热能系统工程原理，抽取第1效的二次蒸汽，取代新蒸汽预热进入电解的盐水。
广陵农药厂的蒸发装置在相同规模的氯碱行业中，单位产品的蒸汽耗最低，投资费用最少，为此，当时的化工部氯碱处，委托孙勇涛编写了10万字的“烧碱溶液的蒸发”教材，在全国行业内培训和推广。
也就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孙勇涛完成了广陵农药厂1号锅炉的新建工程；接着，又完成了2号锅炉的改造工程。
他设计的燃油用的机械雾化燃烧系统，适应性强，燃烧效率高，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学习者。
在广陵地区，孙勇涛被称为“锅炉专家”，指导和帮助过高邮、兴化和泰兴等地的企业。
解决锅炉运行中的“疑难杂症”。
有一次，高邮化肥厂改造后的燃油锅炉，蒸汽发生量始终上不去，全县的化肥供应受到了影响，急得县委书记现场督战，但仍未能解决问题。
为此，高邮化肥厂邀请孙勇涛前去诊断。
孙勇涛到达现场后，边询问改造情况，边观看炉膛内的火焰，发现颜色过于白亮，这是供氧量不足的现象。
为此，他向该厂技术人员重点询问了二次风机的风压和风量，经初步核算也未发现问题。
那时天色己晚，便打算明天再继续寻找原因。
吃晚饭时，孙勇涛还在思考锅炉蒸发量上不去的原因。
到了工厂招待所，他突然向高邮化肥厂负责锅炉调试的技术员问道：“那台二次风机在这次调试中，有没有做过改动？”
他把问题点又回到了二次风机上。
那技术员考虑了一会，有些不耐烦地问答：“这台二次风机风压过高，我们曾经更换过调速用的皮带轮，减低风机转速，后来见没有效果，又改了回来了。
其他什么都没有变。”
孙勇涛听说此话，果断决定，立即去现场检查二次风机。
此时，那个技术员才尴尬地告知了实情，说：“今天上午，我们为了降低风压，把风机进口割了一截。”
“立即把割下的那一节焊上去，二次风机恢复常态就行了！”
孙勇涛坚定地说。
此时，在场人员将信将疑。
孙勇涛制造过风机，他熟悉风机的结构和远离，接着说：“焊上去不难，不信，可以马上试！”
于是，工厂领导叫来了己经下班的焊工，把割下的那一节风管重新焊上。
接着再试燃油器，那火焰的颜色顿时变成了正常的红亮色，锅炉蒸发量也迅速地达到额定负荷。
就在那天的深夜，高邮化肥厂恢复了正常生产。
孙勇涛的事迹，受到了高邮县委和县政府的高度赞扬，因为那时化肥的生产和供应，是经济工作中的头等大事。
为此，高邮县委办公室特地写了一片报道，发布在“广陵日报”上。
名为“广陵市锅炉专家技术精湛，八小时破解化肥生产难题”。
孙勇涛即使在下放到机修车间接受“再教育”期间，他也没有泄气，没有埋怨，仍坚持默默无问地学习、钻研和工作。
他用自制的钢结构摇臂钻，解决换热器管板的钻孔问题；用自制的落地车床，加工大首径法兰；用自制的弯管机，减轻了管道安装工的劳动强度。
孙勇涛与机修车间的领导及员工一起，将广陵农药厂的机修车间，打造成了造型、铸造、精加工、钣金加工等功能齐全的机械厂，具备了制造蒸发器、换热器、离心泵、氯气泵及隔膜阀等的生产能力。
在计划经济年代，为提高设备和备品备件的自给率作出了重大贡献！
孙勇涛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他认为：要大幅度地提高广陵农药厂的经济效益，必须在提高能源利用率，实现“热电联供”，彻底改造企业的供用能系统。
“热电联供”是将锅炉产生的蒸汽先发电后供热，将热能进行分级利用。
孙勇涛根据广陵农药厂烧碱系统的用电和用热情况，应用了热力学原理及“朗肯循环”的特征，参考了其他厂用热电站和热电厂的运行经验，完成了锅炉和背压汽轮发电机机的选型，并提出了建造“三炉两机”的热电站方案。
根据测算，该热电站建成后，每年可在不增加供热煤耗的基础上，每年可回收电力2000万度，给企业增加几千万的支出。
随着孙勇涛在事业上的追求不断取得成功，他几乎忘记了一切，沉浸在事业给他的***之中。
西，第二次失恋“先立业，后成家”，事业有了，家还没有。
孙勇涛自从初恋失败后，他的家人，特别是抚养他成长的奶奶，期盼他早日成家，好抱“重孙”。
他周边的同事们也关心这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希望他能早日找到生活的伴侣。
一位机械车间的女工，给孙勇涛介绍了一位名叫“万蓉娟”的女孩。
她是广陵市第一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年龄比孙勇涛小三岁，长相甜美，身材匀称。
在介绍人家中见面时，她见孙勇涛戴着一副黑色边框眼镜，仪表堂堂，彬彬有礼，非常满意。
万蓉娟母亲早逝，是父亲的掌上明珠。
几天后，介绍人告知孙勇涛，万蓉娟父亲想见他一面，地点安排在万蓉娟家中。
万老先生见来的青年人，身穿整洁的蓝色中山装，面带微笑，很有礼貌地招呼道：“老伯好！”
，顿有好感，连忙赐坐，并关照万蓉娟沏茶。
谈吐间，万老先生发现这位青年，思维敏捷，言语得体，好感倍增。
此后，介绍人给孙勇涛传来了好消息：“小孙，万蓉娟父亲对你印象不错，你要努力啊！
大家都等着吃你的喜酒呢！”
恋爱开始进行很顺利，孙勇涛工作虽忙，每周安排一次约会还是有时间的。
那时，谈恋爱的方式很简单，主要是“逛马路”，顺便吃点冷饮或点心；感情深一点，才会去看电影，相互偎依和亲热。
万蓉娟性格内向，不善言辞。
会面期间都是孙勇涛讲得多，主要是学习和工作，万蓉娟虽然并全部理解孙勇涛所讲的内容，但她还是感觉到：孙勇涛是一个年轻有为的青年，热爱工作，也热爱生活，个性温顺，人际关系好，是值得将自己交付给他的人。
不久，两颗心就渐渐地靠拢，彼此都萌发了爱意。
临近广陵市第一百货公司就是电影院，这个电影院离万蓉娟的家不远。
情到浓时，就去看电影。
那时电影院里就是几部样板戏在轮换，观看己不是目的。
而电影院提供的相对私密空间，有利于情人幽会。
双方可以说些悄悄话，互相偎依和爱抚。
经过几个月的交流和接触，孙勇涛和万蓉娟很快进入了热恋状态。
然而，不尽人意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孙勇涛正在绘图，突然接到从总机转来的外线电话，那是万蓉娟打来的，约他下班后在电影院对面的冷饮店见面，但语气有些悲切。
孙勇涛意识到可能有异常情况发生了。
当他们相见时，孙勇涛发现万蓉娟眼睛通红，脸上还有泪痕。
“蓉，怎么啦？
发生什么事了？”
孙勇涛焦急地问。
“单位里的那个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了！”
万蓉芬愤愤地说。
“谈了什么？”
孙勇涛继续问。
“谈了关于我们两人的事，他说组织上很关心我，问我是否正在与广陵农药厂一个出身不好的技术员在谈恋爱？
如果真有此事，要我好自为之，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
万蓉娟不满地说。
“这个团支部书记，还到我家去，做我父亲的工作，如果今后与你成家，下一代都会受连累。
你知道，我父亲一向胆小怕事，被他一吓唬，不同意我与你接触了！”
此时，万蓉娟拥进了孙勇涛的怀抱，颤抖着痛哭了起来。
“涛，我爱你，我，我对不起你……”万蓉娟抽泣着说。
孙勇涛知道；他深爱的人，己经无法承受突然降临的巨大压力了。
然而，他还抱着一丝希望，明知故问地说：“蓉，那我们今后就不见面了？”
万蓉娟沉默良久，哭泣着回答：“嗯，只能这样了！”
这次失恋，孙勇涛虽然惋惜，但没有痛苦。
因为他非常理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的家庭出身，的确会连累别人。
事后，据介绍人了解：那个做“劝说”的团支部书记，实际上是他爱万蓉芬，才使出了如此“阴招”，最终他的愿望没有得逞，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两次失恋，给孙勇涛的打击是沉重的。
但丝毫也没有影响他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相反，婚恋道路上的波折，更加激起了求知创新的热望。
五，上海外滩的情人墙在梁溪市的老家里，孙勇涛的奶奶的肺气肿越来越严重，己经卧床不起了。
她希望是这个大孙子早日成家。
在奶奶的催促下，孙勇涛想起了一位女同学徐琴音。
徐琴音是孙勇涛在就读梁溪化校时的同学，她的父亲是小资本家，因家庭出身问题，至今己27岁了，还未婚嫁。
徐琴音长相和善，身材丰满，个性豪爽。
同学期间，孙勇涛任班长，她任副班长，虽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但从未有过暧昧情愫。
徐琴音因数学成绩较好，提前毕业。
经短期培训后，当了本校老师。
为低届学生讲授数学课程，就教约一年有余。
梁溪化校停办前夕，于1961年被分配到梁溪电化厂工作。
徐琴音聪明好学，积极肯干，进厂不久，就当了盐酸工段的段长。
当时，广陵农药厂也有合成盐酸的生产装置，她写信给我，打算来参观学习。
孙勇涛作同学，给她提供了方便，也热情地接待了她。
由于她是提前毕业的，没有学习《化工原理》等专业课，孙勇涛向她介绍了氯化氢合成和盐酸吸收的机理及工业装置设计等知识，她很感兴趣。
同时也对孙勇涛的钻研精神很倾佩。
自此以后，双方一首保持着书信联系，内容大多与关务有关。
从信中孙勇涛知道，她后来上了夜大的化工系，调到了工厂的技术科，从事新材料聚碳酸酯的研究。
孙勇涛在外地的两次失恋，都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其次也有隐含广陵人对南方人的排外因素。
徐琴音的出身也不好，文革中，父亲被批斗过，因此，作为资本家的子女，婚恋问题也很难解决。
1968年的一个秋天，他们有了一个同时出差到上海的机会，徐琴音住福州路的“吴宫宾馆”，孙勇涛住在附近的“向东旅社”。
有天晚上，他们相约到外滩散步。
当来到黄埔江边，情人墙上早己经布满了一对一对的伴侣，有的在切切私语，有的在耳鬓厮磨。
那天明月皎洁，秋风送爽，身后南京路上的霓虹灯闪烁着迷人的光彩，黄埔江上偶尔有货轮缓缓驶过，泛出一路漪涟。
他们好容易在数百米的情人墙找到一处空缺，两人面对黄浦江，依墙站了下来，彼此都沉默无语，还是孙勇涛先开口：“琴音，你在想什么？”
孙勇涛前两次对情人的爱称，只用与“花”有关的一个字，如“梅”、“蓉”，这次他反复考虑用“琴音”二个字称呼更恰当，去掉了姓的称呼，本来就是一种感情的探索。
“没有想什么。”
徐琴音红着脸回答，显然亲密称呼给她内心带来了冲击。
“琴音，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孙勇涛大胆地问道。
“没有……”她的脸更红了，不好意思地回答。
“你了解居里夫人吗？”
孙勇涛突然转移了话题。
“知道一点，她是一名伟大的化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徐琴音回答。
“应该说，放射性元素的发现，是居里夫妇所为。
他们的爱情也十分伟大。”
孙勇涛把话题移到了爱情上，他幻想着今后要建立类似的家庭。
“我不可能成为居里夫人，你很优秀，前途无量，我很崇拜你！”
徐琴音说出了心里话。
“我出身不好，也只有在技术上多下些功夫。
如果你愿意与我共同生活，我们也许能做出一点事情来。”
孙勇涛展开了内心的想法。
徐琴音心想：共同生活？
那就是恋爱，结婚，成家。
这事对于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剩女”而言，也是父母的心病和亲友的期待。
此时此刻，她面前着这个满怀豪情、充满理想的青年，她是有感觉的，至于家庭出身，彼此也差不多。
于是，她腼腆地回答：“可以考虑。
我脾气有时不好，你会原谅我吗？”
孙勇涛一面激动地说：“琴音，我会，我一定会！”
，一面用手将徐琴音拥进了怀中……。
六，终于成家了两人相爱后，毕竟不在同一个城市，情感的交流主要依靠书信。
当然，孙勇涛也可以回梁溪市相聚，但当时交通不便，工作又忙，彼此相见的机会很少。
由于双方的关系己经确定，书信中交流的内容，除工作以外，必定还会谈及各自的家庭及家人、各自的兴趣与爱好和对一些事物的看法等。
也许因为双方家庭的政治条件都不好，在文革期间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双方的相同的观点和共同语言，更加深了彼此的感情。
孙勇涛的家庭政治条件复杂，境况不如徐琴音。
三兄妹成年前，经济上，由上海的叔父接济。
生活上，由同居的两位姑妈相助。
徐琴音祖籍江阴。
父亲随其兄在无锡创办了一个印染厂，她父亲没有文化，但积累的印染配色经验，在工厂里无人替代，哥哥让了一点股份给他，就被划为“资本家”。
徐琴音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母亲在家相夫教子，好在自己的工厂经营尚好，家庭经济殷实。
徐琴音在校期间，穿着讲究，有自行车和手表，也是称的得上得富家子女。
但在文革期间，也作为“资本家”小姐，受过批判。
相比两个家庭，政治条件上“门当户对”，经济上，徐琴音比孙勇涛富裕。
如不是孙勇涛勤奋好学，事业初成，她可能不会投入感情，为他托付终生。
恋人分居两地，见面甚少。
彼此常歌词来寄托情思，那个年代，苏联歌曲是主旋律，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歌词：“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偷偷看着我不声响，我想对他讲，但又难为情，多少话儿留在心上。”
还有被誉为中国最美小夜曲《草原之夜》的歌词：“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
都经常出现在彼此的通信中。
谈情说爱是美好和快乐的。
谈婚论嫁却是具体和琐碎的。
他们两人都己是大龄青年了，恋爱时间不长，就开始策划婚事了。
那时结婚，又处在文革期间，与现在相比简单多了。
不用彩礼，没有仪式，也不必举行规模庞大的婚宴。
一般情况下，男方要准备一间新房和一套家具；女方要准备床上用品和桶盆等杂具。
孙勇涛在梁溪老家腾出一个房间作为新房。
用老屋上的屏门和外购的木柱，加工了大床、五斗橱和挂衣橱。
再将家中用的旧圆桌和西张靠背椅油漆刷新后布置在新房内，任务就完成了。
徐琴音家庭条件较好，陪嫁用品齐全。
包括6套被枕、首饰盒、自行车、缝纫机和子孙桶，还有2000元红包。
孙勇涛没有父母，他的的奶奶也己离世。
1969年10月1日，两个姑妈约请了部分亲属在梁溪家中会餐，由于双方家庭的政治条件不好，亲朋好友往来较少，参加的人员不多。
主要有孙勇涛的外婆和两个在无锡的姨娘、徐琴音的父母及在无锡的弟妹，约有20余人与新人相聚，祝福他们的新婚之喜。
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
徐琴音也通过领导帮助，由梁溪市电化厂调到广陵市制药厂。
结束了两人分居两地的生活。
婚后的生活，让孙勇涛的幻想破灭了，像居里和居里夫人共同为事业合作和奋斗的关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孩子的照料和日常的家务，全部由徐琴音承担下来了，她必须在事业上的作出“牺牲”，才能确保孙勇涛在不懈追求的道路上，实现他的初衷。
在他们相濡以沫的47年中，徐琴音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孙勇涛能全心全意地继续创新与奋斗，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不断地实现心中的追求，这与徐琴音的付出是密切相关的。
徐琴音虽然不能在事业上，与孙勇涛共同奋斗。
但也不是“全职太太”，还需要工作。
因为，那时的工资水平不高，依靠孙勇涛一人的工作是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徐琴音能在工作之余，将两个女儿抚养成人，还承担了家庭的全部杂事，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虽然，她己离开了人间，但孙勇涛还深深地怀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