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午夜十一点半打来的。
我正准备睡觉，手机屏幕突然亮了，陌生号码。接起来，对面是个男人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外地口音："请问，你是李建国吗？"
"是我。"
"我叫王大伟，今年四十二岁。"他停顿了几秒，"我妈叫刘翠芬。"
我妈也叫刘翠芬。
"你找错人了。"我准备挂电话。
"别挂！"他声音急促起来，"我知道你不信，但我有证据。我妈说，她年轻时在纺织厂工作，认识了一个叫李国栋的男人，就是你爸。我是1983年7月出生的，我有出生证明，还有我妈留下的照片。"
我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
"你想干什么？"
"我想认祖归宗。"他说得很直白，"另外，我妈去年去世了，留下二十万医疗费的债。我觉得，李家应该承担一部分。"
我挂断了电话，但整夜没睡着。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回老家，问我妈一个问题。
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怀疑：全村人都说我妈是圣人，但到底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
回老家的高铁票是临时买的，二等座358块。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个女人。
"你是李建国吧？我叫赵小梅，今年三十九岁。"她的声音很小心，"我想，我们应该见一面。"
我没说话。
"我知道你不信，"她继续说，"但我妈临死前告诉我，说我爸姓李，在南方的县城里，有个儿子叫李建国。我查了很久，才找到你的电话。"
"你妈叫什么？"
"刘翠芬。"
我挂了电话，手在抖。
两个了。两个自称是我妈刘翠芬的孩子的人。如果王大伟42岁，赵小梅39岁，那就是说，我妈在23岁到26岁之间，至少生了两个孩子。而那段时间，她应该已经嫁给我爸了。
我今年35岁，1990年出生。按时间推算，我出生的时候，那两个人已经长大了。
高铁到站是下午三点。我打了个出租车回村里，1公里5块钱起步价，到家35块。司机一路上都在说这个村子的变化，新修的路，新盖的房子，但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家里的院子还是老样子。红砖墙，铁门上的漆已经斑驳了。我推开门，我妈正在院子里晾衣服。
"建国？你怎么回来了？"她看起来很惊讶，手里的衣服差点掉在地上，"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妈今年68岁，头发已经全白了，但腰板还很直。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上衣，布鞋上沾着泥土。这就是我妈，村里人都说她是活菩萨，谁家有困难她都去帮忙，谁家孩子没饭吃她都会送点米面过去。
前年村里评"最美家庭"，我妈家排第一。镇里的领导还专门来拍照，把我妈的照片贴在村口的宣传栏上。照片下面写着："刘翠芬，68岁，退休教师，四十年如一日帮助困难家庭，是村里的道德楷模。"
"妈，"我看着她，"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问什么？这么正式。"
"你年轻的时候，"我深吸一口气，"有没有在纺织厂工作过？"
她的笑容凝固了。
"有没有？"我追问。
"有。"她低下头，"怎么了？"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王大伟的人，42岁，还有一个叫赵小梅的，39岁？"
她的手抖了一下，晾衣架掉在地上。
"建国，"她的声音变了，变得很低，"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把两个电话的事说了。说完之后，院子里安静得可怕，只能听见远处狗叫的声音。
"他们找到你了。"她喃喃自语，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了，"我以为，我以为他们会永远不知道。"
"所以是真的？"我的声音也在抖，"你真的生了他们？"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然后她说："不是两个。"
"什么？"
"是七个。"她说，"我一共生了七个孩子。除了你，还有七个。"
我站不稳了，扶着墙才没摔倒。
"怎么会有七个？"我的声音变得很尖，"你怎么可能有七个私生子？"
"别说得这么难听。"她突然抬高了声音，"我没有对不起你爸。那都是我年轻时候的事，你爸知道的，他都知道。"
"我爸知道？"
"他知道。"她擦了擦眼泪，"我和你爸结婚之前，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我有过去，有些事不能说，但他说他不在乎。建国，你不懂那个年代，你不懂我经历了什么。"
我不想懂。我只想知道："他们都找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能怎么办？"她苦笑，"我现在就是个老太婆，退休金一个月2800块，你爸去年走了，留下的存款只有五万块。我拿什么给他们？"
我想起王大伟说的二十万医疗费。
"他们要钱。"我说。
"我没有。"她说得很坚决，"我就这么多，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这个女人很陌生。这不是我认识的妈妈，不是那个村里人口中的活菩萨，不是那个照片上的道德楷模。
"妈，"我说，"如果他们闹到村里，你知道会怎么样吗？你的名声，你这辈子建立起来的一切，都会毁了。"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我几乎是喊出来的，"村里人会怎么看你？镇里会怎么看你？还有我，我是公务员，我们单位是讲政治审查的，你知不知道？"
她沉默了。
我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微信，一个陌生人加我好友，验证消息写着："我叫张建军，今年38岁，我妈叫刘翠芬。"
我给她看了手机屏幕："你看，第三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