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次离开地下室

我关于世界的认知，是从县城这间狭小的出租屋里开始的。

空气里永远混杂着蜂窝煤燃烧后的呛人味道、公共厕所飘来的氨水味，以及母亲王秀芹做饭时总是手抖放多了的劣质猪油味。

这些气味编织成一张网，是我五岁那年无法挣脱的日常。

但比这些气味更早侵入我生命的，是一个名字，一个我从未见过，却如影随形的人——我的二伯，林建军。

他是这个家里的一个传说，一个禁忌。

大人们提起他时，总是先叹一口气，眼神里混杂着一种我看不懂的惋惜，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

他是奶奶心里一道永不结痂的伤口，是父亲林建国酒后混着吹嘘与懊悔的复杂谈资，也是母亲王秀芹用来戳痛父亲时，最锋利的那把刀子。

“要是建军还在，这个家怎么会是这样！”

母亲总是这样开头，然后狠狠地剜父亲一眼。

父亲通常会像被掐住脖子的公鸡，涨红着脸沉默下去，或者更响地吹嘘他今天又和镇上哪个部门的谁谁喝了酒。

但我知道，他怕二伯的名字，就像怕夜里窗外晃过的野猫影子。

二伯是英雄，也是噩梦。

他们说，他是退伍军人，身手了得，为人正首，眼里容不得沙子。

他死得很惨，是为了帮一个被地痞欺负的卖菜老汉，被捅死的。

他们说，他倒下去的时候，眼睛还瞪着灰蒙蒙的天。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从我懵懂记事起，就被大人们的窃窃私语和突然的沉默，一点点拼凑进我的脑海里。

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知道，他的魂灵仿佛还盘踞在这个家的屋顶，让某些人抬头仰望，也让某些人，比如我的父亲，永远首不起腰。

那天下午，父亲回来了，带着一身酒气和一种虚张声势的兴奋。

他一把将我捞起来，硬硬的胡茬扎得我的脸生疼。

他的手掌很大，很粗糙，带着烟叶和汗混合的味道。

“晚丫头，看爸给你带什么了？”

他嘿嘿笑着，从皱巴巴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

糖纸是鲜艳的红色，在昏暗的房间里显得有些刺眼。

它因为体温有些融化了，黏糊糊地粘在包装纸上。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一股甜腻的香精气味钻入鼻孔。

我喜欢糖，渴望那种甜味能暂时覆盖掉生活里所有的苦涩。

但当我剥开糖纸时，却看到透明的糖块上，粘着几根不属于母亲的、卷曲的长头发，还散发着一股廉价的、刺鼻的香水味。

这味道让我恶心。

我攥着糖，吃也不是，扔也不是。

父亲还在吹嘘：“看见没？

这是镇上王主任给的！

你爸我，跟王主任那是称兄道弟的关系！”

他的唾沫星子在空中飞舞。

母亲在灶台边用力地剁着菜板，发出“梆梆”的巨响，没有回头。

父亲觉得无趣，又转向在角落默默修补簸箕的奶奶。

“妈，您就瞧好吧，建军是能干，可这年头，光能干顶什么用？

得有关系！

我林建国别的本事没有，就是朋友多，路子广！”

奶奶头也没抬，只是浑浊的眼睛在听到“建军”两个字时，眼皮剧烈地跳动了一下。

她手里的竹篾子划过一道尖锐的声响。

我知道父亲在说谎。

那颗糖，那头发和香水味，都来自一个我不认识、但本能感到不安的地方。

二伯不会这样，大人们说，二伯正首得像一棵青松。

可二伯死了。

活着的是我父亲，他只会吹牛，会偷偷把家里的钱拿去喝酒，会带着别的女人的香水味回家。

傍晚时分，隔壁传来了争吵声，是房东一家。

声音很大，隐约能听到“赌债”、“再不还钱就滚出去”之类的字眼。

母亲停下了手里的活，侧耳听着，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表情，像是解气，又像是兔死狐悲的担忧。

父亲则缩了缩脖子，声音低了下去，嘟囔着：“吵什么吵，有什么好吵的……”他脸上的酒意好像瞬间醒了大半，一种真实的恐惧取代了之前的虚张声势。

奶奶停下了手里的活，抬起头，望着窗外被电线分割成一块块的天空，喃喃低语，又像是说给一屋子无形的压力听：“人呐，要像竹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才能立得住……”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

只有菜板上的余响和窗外持续的争吵声在回荡。

我怔住了。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话不像奶奶平时会说的。

它带着一种截然不同的力量感。

母亲冷哼了一声，打破了沉默：“这话，是建军以前老说的吧？

可惜了，好竹子折了，留下的……”她没有说下去，但目光像冰冷的针，扎在父亲身上。

父亲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他张了张嘴，想反驳什么，却在母亲和奶奶无声的注视下，颓然地垮下了肩膀。

他猛地站起身，踢开脚边的小板凳，低着头快步走出了屋子，融入了门外渐深的暮色里。

奶奶依旧望着窗外，佝偻的背影像一座沉默的山。

夕阳的余晖给她镀上了一层暗金色的光边，却照不进她眼底的深沉哀伤。

那一刻，五岁的我，似乎模糊地懂了。

二伯林建军，在这个家里，不仅仅是一个死去的亲人。

他是一把尺子，量出了父亲的卑微和无能；他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奶奶无法愈合的悲痛；他更是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每个活着的人心上，让我们，尤其是父亲，永远喘不过气来。

我低头看着手心里那颗己经快化掉的糖，黏腻的糖浆沾满了我的手指，那陌生的香水味和头发丝，比任何味道都让我难受。

它仿佛在提醒我，我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

我趁母亲和奶奶没注意，偷偷走到墙角的排水沟边，将那颗糖连同那鲜艳的糖纸，一起扔了进去。

看着它们被浑浊的污水浸没，我心里并没有变得轻松。

夜晚降临，县城里的灯火次第亮起，远远近近，像许多模糊的眼睛。

我躺在用木板临时搭起的小床上，听见父母在那一边压低了声音的争吵。

“……不能再待了……债主会上门…………能去哪儿？

孩子…………打工……只能这样…………妈和晚丫头他们…………顾不上了……”他们的声音像冰冷的蛇，钻进我的耳朵。

我紧紧抱住奶奶用旧布头给我缝的、眼睛一大一小的布娃娃，把脸埋进带着奶奶身上皂角气息的被子里。

屋外，晚风吹过电线，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有谁在哭。

我感到自己就像风中一根瑟瑟发抖的稻草。

而那个名叫二伯的林建军，那个我从未见过的英雄和噩梦，连同这颗被丢弃的糖，以及父母在深夜谋划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共同构成了我人生初始时，一片巨大而沉重的阴霾。

我不知道风会把我吹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