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龄和童依这俩姊娣呀，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喜欢在一块儿的嘞。”母亲总是爱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儿这么说。
当然，母亲本是丝毫没有吹嘘的，从懂事起，我就已经和妹妹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在生活上我们一起上学、吃饭、玩乐、交友；在相处上我们互相帮助、谦让、包容、指正、鼓励。即使产生了矛盾，也会很快化解，最后也会因为自己埋怨对方而自责得哭泣。
因此我们不会给家里惹很多麻烦譬如吵闹、打架、攀比，所以家里和外头的人都爱说我和妹妹是“一对安静的小姐妹”。
但是，有一时期特别是放假的时候，我们相处的时间变得飘忽不定。
那时候，我们刚刚在上海完成了四年中学的学业，也不过都才十六岁。本来应该去英国读大学的，但是父亲和祖父都认为我们的年龄还太小，而出国留学的路又太远，因此命我们在家中自学六年，待到二十一岁时便让我们出国进入更高学府肆业。
父亲聘请了许多的大学老师或教授、以及音乐家、美术家来到家中给我们教学。
跟以往的总是能有幸在一个班，抬眼就能看到彼此不同。
由于我们学习每个学科学习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也由于知识吸收能力的不同，所以我们就分到了两个家里空出来的房间里。
那两个房间里家中用惯的红色窗帘撤掉了，还有家具一律也都撤掉了，偌大的房间只留下一张给学生的桌子、一张给老师的桌子以及一台挂钟。
我的家族是一个宏大的簪缨世族，从19世纪70年代便慢慢败落了。
用现在的话来说，我的家族就是从封建科举的簪缨世族而转变成资本模式大家庭。
当年，也是借着在北平还有些人脉肯念旧情，二十多岁留洋回来的父亲就开始在北平经商，到我十六岁时已经有许多个年头了，凭着诚信和质量，父亲的生意愈做愈大，愈来愈受人尊重，当时放眼整个北平、整个国家父亲可以算得上是顶独立鳌头的商业人士。
而在1916年至1929年祖父当总理时，那种尊重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从十六岁那一年开始，每每周未和放假，父亲都喜欢把我带在身边，让我跟着他一起参加各种筵席和聚会。
这样一来，能我与妹妹相见和相处的时间就更少了，纵然如是但我们仍会用有限的时间去多加交流生活心得。
也是由于时间少的缘故，所以我和妹妹也就愈发珍惜彼此在一起相处的机会，这反倒是使我们顶少发生矛盾，姐妹之间的感情更加浓厚、深刻。或是一起早上锻炼晨跑，或是一起坐在花园里的大秋千上吹口琴，或是当模特当画师各自给各自画张肖像——彼此画的画有时候不免会让我们自己哄堂大笑，因为上面画的画有时候有可能，是一只穿着跟模特一样衣服的小猪或者是老巫婆，反正照样收来者不拒。或是一个人弹钢琴一个人跳舞，抑或一个人大声朗读一个人安静看书如此轮换以此来锻炼彼此的专注力等等，这些总是我们最爱一起做的事情。
曾经，一个清朗又安静的早晨，法式大玻璃窗外，花园里的花骨朵都带上了晶莹七彩的露珠。
父亲穿着中式长衫独自一人，正坐在一楼客厅的沙发上，看着一张黑白相间的报纸。
那时候我十八岁，已经习惯了总是被父亲带着出去应酬。
有时候父亲难免会和他人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僵持时，我会用些或许在大人看来卓劣不以的小聪明，来帮助父亲解除僵局。
当对方太过分时，我会礼貌的和对方交谈分析，并且据理力争的帮助父亲。当父亲做的不对时，我也会悄***的和父亲嚼耳朵告诉他，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将心比心。
因此在父亲商业界里，中国朋友他们爱称我为“大小姐”或“明珠小姐”；外国洋人他们则爱称我为“迷人的远东小姐”。
但是，我心中仍有疑惑，只这两年一直有许多事儿发生父亲要忙前忙后的上下打点，所以便没有机会问父亲。
我走过去，与父亲问了早安，便于他的身旁坐下。
我问父亲，通心有惑，还请爸爸指明，对于那些宴会您为何总单带通去呢？带通和妹妹一起去不是更能帮助您吗？
纵然，父亲的回答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但是，从那一刻起，我便知道也深深懂得了父亲的用意，“少龄是爸爸的长女。”，父亲对我是充满了殷切而沉重的期盼，这反倒是让我感到愧疚难当，心头压了一块沉沉的大石。
多年后我真的担得起这份期盼吗？
我真的能不让父亲失望吗？
心里一片寂静的沉默，我没有回答自己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