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夏天，北京胡同里的知了叫得人心慌。我叫王璇，十五岁，刚上初一，和发小李连格在这片青砖灰瓦间撒欢长大。我们俩是老师办公室的常客，不是因为成绩好，是因为“三天不惹事浑身不自在”——上周刚把隔壁班的黑板擦藏进女厕所，这周又在操场的沙坑里埋了教导主任的皮鞋。
李连格比我胖点，圆脸蛋，笑起来眼睛眯成条缝，可真要闹起来，他比谁都横。我们俩穿开裆裤时就混在一起，小学那阵儿，算是这片胡同里的“孩子王”。不是说多能打架，是同学堆里一呼百应：谁被高年级抢了零食，报我俩名号，对方多少得掂量掂量；胡同口的老槐树下抢地盘弹玻璃球，只要我俩往那儿一站，别的孩子就得换地方。
这年夏天，我心里像揣了只野猫，爪子挠得我坐立难安。原因特简单——学校门口那家“速达车行”里，新到了一辆9号电动车。银黑配色，车身溜光水滑，车头的大灯像豹子眼睛，晚上开起来亮得能照见胡同深处的野猫。每次放学路过，我都得磨磨蹭蹭瞅半天，手指在裤兜里攥得发白，做梦都想骑它在胡同里疯跑，让风把汗衫吹得鼓鼓的，像只张开翅膀的大鸟。
那电动车要三千八，对2008年的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我家是普通工薪阶层，爸妈在国营厂上班，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不到四千，除去房租和生活费，能剩下的钱屈指可数。李连格家更别提，他爸开出租，他妈摆地摊，兜里常年比脸还干净。
可我就是魔怔了。每天放学绕路去车行看一眼，成了雷打不动的习惯。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光头大叔，起初还冲我笑，后来见我只看不买，就斜着眼瞅我：“小子，看半年了，你倒是买啊？”我嘴硬：“等着，等我攒够钱，第一个砸你这儿买走。”他嗤笑一声：“就你？再等十年吧。”
为了这话，我跟李连格拍了胸脯：“必须买！让那光头看看，咱不是吹牛。”
怎么搞钱？成了我俩每天琢磨的头等大事。我们试过捡矿泉水瓶，攒了半个月，卖了十二块五，够买两串烤肠；试过帮胡同里的张奶奶倒垃圾，老太太心疼我们，每天给五毛钱，一个月下来，够买两本漫画；最疯狂的一次，我们偷偷去工地捡废铁，被看场子的老头追着骂了半条街，最后手里的钢筋头还被没收了。
钱没攒多少，我跟爸妈磨嘴皮子的次数倒是越来越多。饭桌上、睡前、甚至他们看电视时，我都像只蚊子似的嗡嗡：“爸，妈，给我买辆电动车呗，9号的，可酷了……”
我妈总是叹气：“璇儿，你才十五，骑电动车太危险，等你成年了再说。”
我爸脾气急，听烦了就瞪眼睛：“骑电动车？你不摔死自己也得撞电线杆！我看你是皮痒了，想挨揍是吧？”
有天晚上，我又提这事儿，我爸正跟我妈吵架，大概是厂里效益不好，他一肚子火没处撒，顺手抄起门后的扫帚就朝我打来。扫帚杆是竹子的，抽在腿上“啪”的一声，疼得我龇牙咧嘴。他没停手，一下下往我背上招呼，嘴里骂着：“让你不懂事！让你瞎琢磨！家里啥条件你不知道？”
我咬着牙没哭，死死攥着兜里那张从车行顺来的宣传单。那是我趁老板不注意，从玻璃柜台上抽的，上面印着那辆9号电动车，银黑配色在灯光下闪着光。扫帚杆抽到第三下时，断了，我爸喘着粗气瞪我，我妈扑过来把我护在身后，哭着喊：“你打孩子干啥！有话不能好好说？”
我没理他们，转身冲进自己那间小破屋，“砰”地关上门。背上火辣辣地疼，可心里那股子劲儿却更足了。我摊开宣传单，上面的“9号”被我攥得发皱，边缘还沾着刚才被打时蹭到的血，暗红一片，像朵开败的花。
“我非要买到不可。”我对着墙壁小声说，声音发颤，不是因为疼，是因为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