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九十年代初的豫省农村,穷是刻在骨子里的。“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
五十大元。”这个顺口溜,像福音一样传遍了中原大地的每一个村庄。
所谓的“单采血浆站”,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它们往往就设在废弃的乡镇小学或卫生院里,设备简陋得令人心惊。我曾亲眼见过那个流程。
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村民排着队,把胳膊递过去。血液从他们身体里抽出,通过一台离心机,
将血浆分离出来。然后,为了避免贫血,血站会将剩下的所有红细胞混合在一起,
再回输给卖血者。混合。回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操作时,头皮都炸了。
作为一个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医生,我深知这意味着什么。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是病毒携带者,
那么经过这台离奇的“混合器”,病毒就会像瘟疫一样,播撒到所有人的身体里。
这根本不是什么现代医疗,这是中世纪的巫术!可没人听我的。站长李大强,
一个靠着裙带关系上位的退伍兵,对我那套“科学理论”嗤之以鼻。“王医生,
你是大城市来的文化人,不懂我们农村的实际情况。”他翘着二郎腿,
用夹着烟的手指点着我,“乡亲们穷啊,家里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盖房子要娶媳妇,
哪样不要钱?现在有这么个好机会,不偷不抢,献点血就能挣钱,多好的事!
”“可这会死人的!”我急得眼睛都红了。“死人?”他夸张地笑了起来,“谁死了?
我怎么没看见?我只看见家家户户盖起了新瓦房,村里的小卖部连‘健力宝’都开始卖了。
王平,我劝你少管闲事。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你断了乡亲们的财路,
他们第一个就不会放过你。”我的丈夫赵卫国,在县政府工作,是个谨小慎微的男人。
他听了我的担忧后,一晚上没睡好,翻来覆去地叹气。“平,这事……水太深了。
”他给我掖了掖被角,语气里满是愁容,“这血站是县里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
每年给县财政贡献不少呢。李大强的大舅子,就是卫生局的副局长。你一个防疫站的小医生,
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可我是医生!”我从床上坐起来,看着窗外的月光,
“我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去死!”“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
”他声音也高了一些,“我们的儿子小远才六岁!你这么一闹,
万一……万一工作丢了怎么办?我们这个家怎么办?”我沉默了。
我看着床头柜上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照片里的小远笑得天真烂漫。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揪住,疼得喘不过气。一边是素不相识的乡亲,一边是我挚爱的家人。
那几天,我像个游魂一样。白天,我看着血站门口排着的长队,
那些淳朴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脸,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的心上。晚上,
我听着儿子熟睡的呼吸声,又感到一阵阵后怕。我试图绕开李大强,
把报告直接交到县卫生局。可我连那位副局长的门都没进去。
办公室的秘书客气地收下我的材料,说领导很忙,会抽空看的。然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我的报告,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深不见底的潭水,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反而是李大强,
第二天就开着他的摩托车,耀武扬威地停在我面前。“王医生,听说你去县里告我的状了?
”他吐掉嘴里的烟头,用脚碾了碾,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
但别用错了地方。不然,容易摔跟头。”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了。
这是一张巨大的、由利益织成的网。从上到下,盘根错节。而我,只是这网上,
一只想要挣扎的飞蛾。2我的挣扎,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的打压。防疫站里,
同事们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我,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畏惧。
我申请的防疫经费被莫名其妙地卡住了,我负责的下乡普查工作,也被调给了别人。
李大强甚至在全站大会上,指桑骂槐。“我们队伍里,有个别同志,思想僵化,
见不得单位好,见不得乡亲们富裕!总想搞点事情出来,破坏我们的大好局面!这种人,
就是人民的罪人!”台下掌声雷动。我坐在角落里,只觉得浑身冰冷。
丈夫赵卫国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单位里开始有风言风语,说他老婆是个“神经病”,
要砸大家的饭碗。他回家后,唉声叹气的时间越来越长,跟我说的话越来越少。“平,
算了吧。”一天晚上,他喝了点酒,红着眼睛求我,“我们斗不过他们的。
我们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好好过我们自己的日子,行不行?”我看着他憔悴的脸,心如刀割。
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错了?我是不是太自不量力,太异想天开了?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个噩耗,像一道惊雷,将我彻底炸醒。邻村的年轻人,叫栓子,
死了。我记得他,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长得高高壮壮,为了攒钱娶媳妇,
几乎每周都去卖血。上次见他,他还喜滋滋地告诉我,他已经攒够了彩礼钱,年底就办喜事。
可他却突然死了。官方的说法,是“重感冒不治”。我不信。我托了在县医院的同学,
偷偷拿到了栓子的血液样本。在防疫站那台老旧的显微镜下,
我再次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如同魔鬼宣告的阳性结果。我冲进栓子家时,
他年迈的母亲正哭得死去活来。他的未婚妻,一个同样年轻的姑娘,跪在灵堂前,眼神空洞,
仿佛被抽走了灵魂。“婶儿……”我喉咙发干,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栓子的母亲抬起头,
看到我身上的白大褂,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把抓住我:“王医生!你救救俺儿!
他们都说他是感冒死的,我不信!俺儿身体好得很,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
是不是……是不是那个血站害的?”我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
看着她身后那间刚用卖血的钱翻修一新的瓦房,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用力地点了点头。那一晚,我没有回家。我把自己锁在实验室里,
将我偷偷收集到的所有血样,全部重新检测了一遍。一份,两份,十份,三十份……阳性!
阳性!还是阳性!触目惊心的红色标记,像一把把尖刀,刺得我眼睛生疼。
这不是一个两个病人的问题,这是一场即将席卷整个中原大地的,无声的瘟疫!
我不能再等了。县里、市里,都已经被那张利益大网覆盖。我要去更高的地方,我要去北京!
我把所有的报告、数据、化验单,都复印了三份,一份藏在老家的砖缝里,
一份寄给了我在北京的大学老师,最后一份,我用油纸包好,紧紧地贴身藏着。我跟丈夫说,
单位要派我去省城学习。他没有怀疑,只是叮嘱我注意安全。临走前,
我抱了抱我的儿子小远。他软软的小身体靠在我怀里,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早点回来。
”我忍着泪,重重地点了点头。我不知道,我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我只知道,
如果我不去,将会有千千万万个像栓子一样的年轻人,再也回不来。将会有千千万万个家庭,
像他家一样,支离破碎。我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硬座火车票。在“哐当哐当”的声响中,
火车像一头义无反顾的巨兽,载着我,冲向了那片未知的、决定无数人命运的迷雾之中。
3北京的风,比豫省的要硬朗,也更凛冽。我揣着那份比我生命还重要的材料,
站在了国家卫生部的大门前。高耸的国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一刻,
我心中所有的恐惧和彷徨,都被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念所取代。我知道,在这里,
我将得到回应。因为我知道,在那些被利益蒙蔽的角落之上,永远有更清醒、更坚定的眼睛,
在守护着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我没有预约,也没有门路。我能做的,
只是最笨的办法——等。我在大门外,从清晨站到黄昏。门卫把我当成上访的疯婆子,
几次三番地驱赶我。我只是把那份介绍信和我的医师执照一遍遍递过去,
一遍遍地重复着:“我是河南来的医生,我有万分紧急的疫情要上报,
这关系到几十万人的性命!”我的执着,终于引起了一位领导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