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深秋的上海，天气一天比一天冷。
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梧桐树，叶子差不多都黄透了，被带着湿气的冷风一吹，打着旋儿往下掉，有些就粘在了“永昌商行”新漆好的玻璃门板上。
沈星远伸出手指，抹开玻璃上自己呼出的那层薄薄雾气。
指尖碰到冰凉的玻璃，激得他微微一颤。
门外，霞飞路上人来人往。
电车慢悠悠地开过，车轮压在生了锈的铁轨上，发出“铛铛、铛铛”的声音，听着有点刺耳。
穿着灰色粗布短褂的汉子们，缩着脖子，脚步匆匆。
黄包车夫拉着车跑过，光脚板或者穿着破草鞋的脚，“啪嗒啪嗒”地踩在湿冷的路面上。
空气里混杂着各种味道：烧煤球的煤烟味，路边摊煎炸东西的油烟味，女人身上廉价雪花膏和头油的脂粉味，还有一股若有若无、却怎么也散不掉的铁锈味和焦糊味——那是从租界外面，从闸北、南市那些被日本人的飞机大炮炸过一遍又一遍的地方飘过来的。
这味道像一张看不见的网，罩在法租界这片号称“孤岛”的地方，提醒着人们，外面就是打仗的地狱。
沈星远转过身。
他个子挺高，大概有一米七八的样子，人很瘦，穿着深灰色的法兰绒西装，显得肩宽腰窄，像根绷紧的弦。
西装料子很好，挺括，随着他转身的动作，腰际的衣褶划出一道利落的弧线。
他的头发是三七分，抹了发蜡，梳得一丝不乱，油亮亮的，露出了左边额角。
那里有一道大约两寸长的浅色疤痕，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淡一些，不仔细看不太明显。
他脚上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黑色牛津皮鞋，踩在商行里新铺的柚木地板上，发出“笃、笃、笃”的空洞回声。
这声音在空旷的商行里显得格外清晰。
环顾西周，这“永昌商行”开张还不到半个月，里里外外都透着新。
新刷的墙壁白得晃眼，新铺的地板油光水滑。
货架上稀稀拉拉地摆着几样东西：几匹颜色暗淡、据说产自英国的毛呢料子，几个贴着花花绿绿标签、写着“南洋咖啡”的铁皮罐子。
东西少得可怜，而且都簇新簇新的，标签崭新得像是刚贴上去的。
这一切都透着一股子刻意摆出来的样子货的味道。
其实这间商行，就是一个精心准备的壳子，它真正要掩护的，是藏在里面某个隐秘角落里的东西——那是中共地下党“夜莺小组”的一部秘密电台。
“沈先生，货单请您过目。”
说话的是账房先生老金。
他年纪大概五十多岁，背有点驼，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长衫。
他微微佝偻着背，递过来一张薄薄的纸。
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镜片挺厚，滑到了鼻尖的位置。
他透过镜片上方看人时，那双眼睛显得有些浑浊，像是蒙着一层灰。
但就在递过货单的瞬间，他那浑浊的眼珠却像飞速旋转的车轮一样，飞快地、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商行门外街角的方向。
沈星远接过货单，并没有立刻去看上面的数字。
他的目光，也顺着老金刚才瞟过的方向，望向了门外。
街角那边，一个穿着藏青色哔叽呢大衣的男人，正腋下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公文包，朝着永昌商行走来。
这人西十岁上下，脸盘圆润，皮肤透着一种被官场饭局滋养出来的光泽，正是汪伪政府总务处的文书科长周福海。
只是他那双眼睛底下，挂着两抹明显的青黑色，像被人打了两拳，这油光水滑的脸上唯一露出的破绽，泄露了他最近被赌债缠身、焦头烂额的窘迫。
沈星远的脸上立刻堆起了恰到好处的笑容，那笑容热情又不失分寸。
他快步迎到门口，右手非常自然地就搭在了周福海的臂弯上，像是迎接一位熟识多年的老友。
“周科长！
侬来了，贵客贵客！
真是蓬荜生辉啊！”
沈星远开口，说的是地道的上海话，但腔调里带着点苏州口音的软糯，听着格外顺耳，像浸了蜜糖，“外面风大，快里面请！
正好有朋友刚捎来的正宗祁门红茶，您尝尝鲜，暖暖身子。”
他一边说着，一边半扶半引地把周福海往商行最里面的一间内室带。
那扇内室的门是紫檀木做的，看起来很厚重。
老金站在柜台后面，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根本没看到这位周科长的到来。
他拿起柜台上的算盘，手指熟练地拨弄起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在空旷的商行里有规律地响着，显得有点空洞。
紫檀木门在两人身后无声地合拢，门框边缘严丝合缝。
门外那股新刷油漆和灰尘混合的味道，一下子就被隔断了。
内室里陈设简单，一张紫檀木的方桌，两把椅子，靠墙有个小柜子，还有一个半人高的绿色保险柜。
沈星远没有急着招呼周福海坐下，而是径首走到保险柜前。
他蹲下身，熟练地转动密码锁的旋钮，左转几圈，右转几圈，再左转。
轻微的“咔哒”声后，保险柜厚重的门被他拉开了。
他从里面取出一卷东西，用普通的牛皮纸包着。
他把纸卷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一沓沓崭新的法币。
钞票的边缘切割得整整齐齐，像用刀子裁过一样。
沈星远把钞票推到了周福海面前。
“周科长，您点点数。
上周您交代的‘打点经费’，一分不少。”
沈星远的声音不高，语气平静。
周福海看着那沓崭新的钞票，眼睛亮了一下，喉咙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
他脸上堆起笑，伸手就想去拿钱：“哎呀，沈老板办事就是利索！
放心，文书科那边新到的文件，我……不急。”
沈星远打断了他，脸上还是那副温和的笑容。
他拿起桌上一个青瓷茶杯，倒了杯刚泡好的祁门红茶，推到周福海面前。
青瓷杯底在紫檀木桌面上轻轻磕了一下，发出细微的声响。
“茶要趁热喝。
您一路过来也冷了，先暖暖手，暖暖身子。
文件的事，喝完茶再说。”
周福海讪讪地缩回手，捧起了那杯热茶。
茶杯的温度透过薄薄的瓷壁传到他手心，很舒服。
他低头喝茶，掩饰着脸上的尴尬和急切。
沈星远的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周福海放在桌上的左手。
周福海左手的中指上，有一圈非常清晰的、颜色比其他地方略浅的环状痕迹——那是长期戴戒指留下的戒痕。
然而现在，那根手指上空空如也。
沈星远心里清楚，周福海那枚结婚戒指，几天前就被他送进了虹口区一家日本人开的当铺，换钱去填赌场的窟窿了。
猎物，己经自己把脖子伸进了绳索里。
就在这时，商行外面的霞飞路上，突然传来一阵极其刺耳、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
是电车紧急刹车的声音！
“吱嘎——！！！”
这声音又尖又利，划破了街上的嘈杂。
沈星远眉头微不可查地一皱。
他起身，走到内室挂着厚重窗帘的窗户边，撩开窗帘的一角，小心地向外望去。
只见霞飞路中间，一辆电车歪歪扭扭地停在轨道上，车头离一辆横穿马路的黄包车只有不到半尺的距离。
电车司机正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对着黄包车夫破口大骂。
黄包车夫吓得脸色煞白，拉着车慌忙退到路边。
引起沈星远注意的，不是这场小事故，而是事故发生后，迅速从街边阴影里走出来的两个人。
他们都穿着黑色的短褂，像是普通工人打扮，但行动却透着一股子干练和警惕。
他们走到那个惊魂未定的黄包车夫面前，似乎在盘问着什么，态度强硬。
其中一个人，在伸手去拉扯黄包车夫的时候，他短褂的下摆随着动作掀开了一点，露出了腰间一个鼓鼓囊囊的硬物轮廓。
沈星远的目光在那个轮廓上停留了一秒。
作为一个在特殊战线工作多年的人，他对那种轮廓太熟悉了——那是枪柄的形状。
不是普通的短枪，更像是盒子炮（驳壳枪）或者南部式手枪的枪把。
这两个穿黑短褂的人，绝不是普通的巡捕或者帮派打手。
他们是特高课（日本在上海的宪兵队特高课）的暗桩。
这些穿着便衣、混在人群里的眼睛和耳朵，像无数条蜈蚣的脚，己经悄无声息地爬满了租界的每一个角落，编织着一张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大网。
沈星远放下窗帘，隔绝了窗外的景象。
他转过身，脸上己经恢复了平静无波的表情，仿佛刚才什么都没看到。
“一点小意外，电车差点撞了人。”
他轻描淡写地对周福海说，重新坐回椅子上，端起自己的茶杯，“周科长，茶凉了不好，您请用。”
周福海似乎还沉浸在刚才那沓钞票带来的短暂喜悦中，对窗外的骚动毫无察觉，端起茶杯，满足地呷了一口滚烫的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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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梧桐树，叶子差不多都黄透了，被带着湿气的冷风一吹，打着旋儿往下掉，有些就粘在了“永昌商行”新漆好的玻璃门板上。
沈星远伸出手指，抹开玻璃上自己呼出的那层薄薄雾气。
指尖碰到冰凉的玻璃，激得他微微一颤。
门外，霞飞路上人来人往。
电车慢悠悠地开过，车轮压在生了锈的铁轨上，发出“铛铛、铛铛”的声音，听着有点刺耳。
穿着灰色粗布短褂的汉子们，缩着脖子，脚步匆匆。
黄包车夫拉着车跑过，光脚板或者穿着破草鞋的脚，“啪嗒啪嗒”地踩在湿冷的路面上。
空气里混杂着各种味道：烧煤球的煤烟味，路边摊煎炸东西的油烟味，女人身上廉价雪花膏和头油的脂粉味，还有一股若有若无、却怎么也散不掉的铁锈味和焦糊味——那是从租界外面，从闸北、南市那些被日本人的飞机大炮炸过一遍又一遍的地方飘过来的。
这味道像一张看不见的网，罩在法租界这片号称“孤岛”的地方，提醒着人们，外面就是打仗的地狱。
沈星远转过身。
他个子挺高，大概有一米七八的样子，人很瘦，穿着深灰色的法兰绒西装，显得肩宽腰窄，像根绷紧的弦。
西装料子很好，挺括，随着他转身的动作，腰际的衣褶划出一道利落的弧线。
他的头发是三七分，抹了发蜡，梳得一丝不乱，油亮亮的，露出了左边额角。
那里有一道大约两寸长的浅色疤痕，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淡一些，不仔细看不太明显。
他脚上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黑色牛津皮鞋，踩在商行里新铺的柚木地板上，发出“笃、笃、笃”的空洞回声。
这声音在空旷的商行里显得格外清晰。
环顾西周，这“永昌商行”开张还不到半个月，里里外外都透着新。
新刷的墙壁白得晃眼，新铺的地板油光水滑。
货架上稀稀拉拉地摆着几样东西：几匹颜色暗淡、据说产自英国的毛呢料子，几个贴着花花绿绿标签、写着“南洋咖啡”的铁皮罐子。
东西少得可怜，而且都簇新簇新的，标签崭新得像是刚贴上去的。
这一切都透着一股子刻意摆出来的样子货的味道。
其实这间商行，就是一个精心准备的壳子，它真正要掩护的，是藏在里面某个隐秘角落里的东西——那是中共地下党“夜莺小组”的一部秘密电台。
“沈先生，货单请您过目。”
说话的是账房先生老金。
他年纪大概五十多岁，背有点驼，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长衫。
他微微佝偻着背，递过来一张薄薄的纸。
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镜片挺厚，滑到了鼻尖的位置。
他透过镜片上方看人时，那双眼睛显得有些浑浊，像是蒙着一层灰。
但就在递过货单的瞬间，他那浑浊的眼珠却像飞速旋转的车轮一样，飞快地、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商行门外街角的方向。
沈星远接过货单，并没有立刻去看上面的数字。
他的目光，也顺着老金刚才瞟过的方向，望向了门外。
街角那边，一个穿着藏青色哔叽呢大衣的男人，正腋下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公文包，朝着永昌商行走来。
这人西十岁上下，脸盘圆润，皮肤透着一种被官场饭局滋养出来的光泽，正是汪伪政府总务处的文书科长周福海。
只是他那双眼睛底下，挂着两抹明显的青黑色，像被人打了两拳，这油光水滑的脸上唯一露出的破绽，泄露了他最近被赌债缠身、焦头烂额的窘迫。
沈星远的脸上立刻堆起了恰到好处的笑容，那笑容热情又不失分寸。
他快步迎到门口，右手非常自然地就搭在了周福海的臂弯上，像是迎接一位熟识多年的老友。
“周科长！
侬来了，贵客贵客！
真是蓬荜生辉啊！”
沈星远开口，说的是地道的上海话，但腔调里带着点苏州口音的软糯，听着格外顺耳，像浸了蜜糖，“外面风大，快里面请！
正好有朋友刚捎来的正宗祁门红茶，您尝尝鲜，暖暖身子。”
他一边说着，一边半扶半引地把周福海往商行最里面的一间内室带。
那扇内室的门是紫檀木做的，看起来很厚重。
老金站在柜台后面，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根本没看到这位周科长的到来。
他拿起柜台上的算盘，手指熟练地拨弄起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在空旷的商行里有规律地响着，显得有点空洞。
紫檀木门在两人身后无声地合拢，门框边缘严丝合缝。
门外那股新刷油漆和灰尘混合的味道，一下子就被隔断了。
内室里陈设简单，一张紫檀木的方桌，两把椅子，靠墙有个小柜子，还有一个半人高的绿色保险柜。
沈星远没有急着招呼周福海坐下，而是径首走到保险柜前。
他蹲下身，熟练地转动密码锁的旋钮，左转几圈，右转几圈，再左转。
轻微的“咔哒”声后，保险柜厚重的门被他拉开了。
他从里面取出一卷东西，用普通的牛皮纸包着。
他把纸卷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一沓沓崭新的法币。
钞票的边缘切割得整整齐齐，像用刀子裁过一样。
沈星远把钞票推到了周福海面前。
“周科长，您点点数。
上周您交代的‘打点经费’，一分不少。”
沈星远的声音不高，语气平静。
周福海看着那沓崭新的钞票，眼睛亮了一下，喉咙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
他脸上堆起笑，伸手就想去拿钱：“哎呀，沈老板办事就是利索！
放心，文书科那边新到的文件，我……不急。”
沈星远打断了他，脸上还是那副温和的笑容。
他拿起桌上一个青瓷茶杯，倒了杯刚泡好的祁门红茶，推到周福海面前。
青瓷杯底在紫檀木桌面上轻轻磕了一下，发出细微的声响。
“茶要趁热喝。
您一路过来也冷了，先暖暖手，暖暖身子。
文件的事，喝完茶再说。”
周福海讪讪地缩回手，捧起了那杯热茶。
茶杯的温度透过薄薄的瓷壁传到他手心，很舒服。
他低头喝茶，掩饰着脸上的尴尬和急切。
沈星远的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周福海放在桌上的左手。
周福海左手的中指上，有一圈非常清晰的、颜色比其他地方略浅的环状痕迹——那是长期戴戒指留下的戒痕。
然而现在，那根手指上空空如也。
沈星远心里清楚，周福海那枚结婚戒指，几天前就被他送进了虹口区一家日本人开的当铺，换钱去填赌场的窟窿了。
猎物，己经自己把脖子伸进了绳索里。
就在这时，商行外面的霞飞路上，突然传来一阵极其刺耳、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
是电车紧急刹车的声音！
“吱嘎——！！！”
这声音又尖又利，划破了街上的嘈杂。
沈星远眉头微不可查地一皱。
他起身，走到内室挂着厚重窗帘的窗户边，撩开窗帘的一角，小心地向外望去。
只见霞飞路中间，一辆电车歪歪扭扭地停在轨道上，车头离一辆横穿马路的黄包车只有不到半尺的距离。
电车司机正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对着黄包车夫破口大骂。
黄包车夫吓得脸色煞白，拉着车慌忙退到路边。
引起沈星远注意的，不是这场小事故，而是事故发生后，迅速从街边阴影里走出来的两个人。
他们都穿着黑色的短褂，像是普通工人打扮，但行动却透着一股子干练和警惕。
他们走到那个惊魂未定的黄包车夫面前，似乎在盘问着什么，态度强硬。
其中一个人，在伸手去拉扯黄包车夫的时候，他短褂的下摆随着动作掀开了一点，露出了腰间一个鼓鼓囊囊的硬物轮廓。
沈星远的目光在那个轮廓上停留了一秒。
作为一个在特殊战线工作多年的人，他对那种轮廓太熟悉了——那是枪柄的形状。
不是普通的短枪，更像是盒子炮（驳壳枪）或者南部式手枪的枪把。
这两个穿黑短褂的人，绝不是普通的巡捕或者帮派打手。
他们是特高课（日本在上海的宪兵队特高课）的暗桩。
这些穿着便衣、混在人群里的眼睛和耳朵，像无数条蜈蚣的脚，己经悄无声息地爬满了租界的每一个角落，编织着一张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大网。
沈星远放下窗帘，隔绝了窗外的景象。
他转过身，脸上己经恢复了平静无波的表情，仿佛刚才什么都没看到。
“一点小意外，电车差点撞了人。”
他轻描淡写地对周福海说，重新坐回椅子上，端起自己的茶杯，“周科长，茶凉了不好，您请用。”
周福海似乎还沉浸在刚才那沓钞票带来的短暂喜悦中，对窗外的骚动毫无察觉，端起茶杯，满足地呷了一口滚烫的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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